5月13日是大病众筹互助平台水滴公司成立三周年纪念日，这个生日过得并不太平。继2016年“罗一笑事件”后，旗下产品水滴筹再次遭遇信任危机。

　　4月8日，德云社演员吴鹤臣（原名吴帅）突发脑出血，住院近一个月后，其家人在水滴筹发布一篇名为《爱心接力！帮帮我身患脑出血儿子，让他有个美好的未来》的众筹申请，最高金额100万元。随后，有网友质疑——吴鹤臣家有两套房一辆车，有大病医保，为何要众筹100万。争议不断发酵，这笔筹款申请不得不在5月3日终止。

　　尽管事后居委会、德云社、水滴筹和患者家属均出来发声，进一步解释家里的经济现状，但由此引发的多起“骗捐”案例，让许多人在朋友圈刷到类似的筹款信息时，心中难免蒙上一层阴影。

　　问题一：大病众筹诈捐产业链如何形成

　　“审查不严”几乎是所有信息平台企业与生俱来的痛点，对于量级过亿的平台来说，一个微小的疏漏都会诱发后续小概率事件爆发。比如BOSS直聘平台执行的“只发一个职位，资料合规，可以先发；不触发举报，可以招聘”这一机制，无法识别传销组织伪装成正规公司发布招聘信息，从而导致2017年山东大学生李文星受骗死亡。

　　人们对大病众筹平台的质疑正是源于平台审查的流程设计——求助者的患病、财产真实性难以保证，钱款的去向不知所踪。对于这一批成立于2016年前后的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来说，快速增长的同时，一小部分众筹申请似乎已经偏离了互助的初衷。

　　市场份额最高的水滴筹和轻松筹，在发起筹款时，发起人需填写目标金额、患者姓名和身份证号及疾病名称，并上传一张带有患者姓名的医疗资料，比如诊断证明。信息无误后，最快几分钟后便可生成转发链接，开始一场为期30天的筹款。

　　以水滴筹为例，在初审中，平台并没有要求填写患者家中财产情况，其客服人员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30天筹款期结束后，补充医疗信息，填写收款信息和车房情况后便可提现，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轻松筹的客服人员则称，微信有千分之六的运营费，即提现费。提现后，钱款的去处本着自愿的原则上传。

　　这意味着，患者及其家庭的真实经济收入，平台是无法在众筹发布前获取的。针对德云社吴鹤臣筹款案例的声明中，水滴筹的回复是，目前整个行业对于车产、房产、存款等家庭经济情况普遍缺乏合法有效的核实途径。为了让赠与人充分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帮助，水滴筹要求发起人向赠与人最大化、真实地公示患者的疾病情况、治疗花费情况，家庭经济状况（主要是房产、车产等信息）、预期款项用途以及享受医保、商业保险情况。

　　同时，水滴筹将第三方验证机制、监督举报机制与平台审核机制相结合，对患者相关情况做核实。但何为第三方，具体怎样核实，并没有进一步解释。

　　很大程度上，平台对于个人众筹发布的流程设计，仍然基于用户的自愿披露之上。在水滴筹的制定规则中，当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把基本病情和财务情况确保真实、没有隐瞒全部公开，平台就会初审通过，之后可以允许用户在社交网络传播筹款，这时候再进入复审环节，这其中涵盖了社交审核的一些手段，比如一个案例在朋友圈转发之后，有些人发现申请人有隐瞒或作假情况，就会举报，这也是辅助水滴筹审核的手段。

　　然而，这样的“社交审核”能起到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在陌生人捐款中，如果患者不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捐款人很难辨别其中的真假。

　　此外，为了加速增长吸引用户，轻松筹和水滴筹这样的大平台也提供更多的衍生服务，比如快速生成筹款文案的服务，使得很多筹款信息读起来十分生动、真切又感人。在用户填写父亲和白血病等基本信息后，水滴筹生成了这样的文案：

　　《如果能以命换命，我愿换取身患白血病的父亲》

　　XXX是我的爸爸，我们一家人本平凡和谐地过着日子，可突如其来的病一下压倒了这个家，爸爸被确诊为白血病，爸爸为这个家辛苦忙碌了这么多年，如今却饱受疾病折磨，我心中满是苦楚和无奈，百善孝为先，爸爸育我成人，我要全力相报，但事大力薄，我真切需要得到广大爱心人士的关心和援助．．．．．．

　　除了用户个人信息无法审查之外，众筹中的“故意夸大病情提高捐款额度”，众筹后的“钱款去处不能追踪”“钱款是否滥用”，平台都无法做到监管和审查。

　　2017年5月，一位母亲曾在水滴筹等多个平台上为女儿“小凤雅”治疗视网膜细胞瘤筹款，然而第二年三月，由公益组织发现，钱款并没有用于治疗小凤雅，而是疑似用于为其患有兔唇的儿子治病，小凤雅最后因病去世。此外，还有许多患者未用完筹款便不治身亡，剩下的钱款也没有了下文。

　　尽管从法律层面看，平台本身并不担负核实个人筹款信息的责任。2017年8月民政部公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其中只规定了慈善组织在开展公开募捐时涉嫌违法违规的惩治措施，并再次表述，个人发布筹款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这句话也被放置在水滴筹等平台的表单中。

　　换句话说，水滴筹等平台本身没有资格去审核发起人的车产和房产信息，只能依靠筹款人的自觉和社交审核。如此一来，当人的初衷发生偏离，就像婚恋网站上层出不穷的“恋爱诈骗”一般，以爱为名的帮助便成了骗捐的温床。

　　这些利用平台漏洞和人们爱心的骗捐行为，甚至演化成一条产业链：花几百元代开假医疗证明，填写真实的姓名和身份证号，链接生成后，还有专门的兼职“互助转发微信群”，帮点“情况属实”和转发筹款，当然这些人都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甚至还有制作微信假网页，点开后和主流捐款平台的界面相同，而收到的钱款直接进入私人账户。

　　2018年10月，爱心筹、轻松筹、水滴筹等3家平台曾联合签署发布“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及自律公约”，健全相关审查，并建立求助人“黑名单”。很大原因是在三个月前，两家筹款平台接连被曝光3起涉嫌骗捐的新闻，随后民政部责令两平台对信息审查做出整改。

　　随后，两平台发布的整改措施包括加强与医院的直接沟通，通过向医院直接求证或实地了解，验证相关病例的真实性；加强材料审核力度。例如通过增加视频验证环节，并联合警方坚决打击购买假病历行为，对虚假信息实行“先行赔付机制”等等。

　　不过，在《第一财经》YiMagazine 问到两个平台的客服人员时，二者均表示线上提交图片资料即可办理，并不会亲自来医院核实病情。而最近针对网上有人用假病例轻松通过平台审核的消息，沈鹏回应称“审核依然有改进空间”，但具体如何改进，似乎很难给出一个有效的方案。

　　问题二：为什么没有盈利点的大病互助众筹模式

　　会成为市场和资本追逐的热点？

　　从目前来看，大病互助平台的流程设计对诈捐似乎有些束手无策，但这仍不影响水滴筹等平台快速生长。

　　水滴筹的创始人沈鹏是美团的第10号员工，在一次为患病美团外卖员工筹款的活动中发现互联网筹款的机会，于2016年创立互联网互助保障平台“水滴互助”，先后拿到腾讯投资、IDG资本、高榕资本、美团点评、创新工场等投资，这些投资机构的logo被展示在水滴筹官网的首页。如今“水滴公司”的业务包括水滴筹、水滴互助和水滴保。

　　沈鹏当年在美团筹款事件中见到的筹款平台是“轻松筹”，在此之前，轻松筹等平台已经在互联网筹款领域耕耘了1年零4个月，沈鹏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让水滴筹超过它成为行业的头部公司，成立三年间，累计帮助近百万个家庭，筹款160亿元，参与捐款人次近5亿。今年3月，它又拿到了近5亿元人民币的B轮融资，而轻松筹最新一轮的融资还停留在2017年7月。

　　相同的是，两个筹款平台的盈利点并不在于筹款业务，而是保险业务——水滴筹则是靠水滴互助和水滴保实现变现。前者是大病互助社群，后者是为保险公司提供健康险销售服务。轻松筹也在2017年5月12日宣布取消大病救助服务费，其旗下有保险产品轻松互助、轻松e保，此外还涉水电商业务。

　　轻松筹成立的2014年正处于互联网众筹的爆发期。在国外，相互保早已不是一个陌生词，在美国，像大都会人寿、宝德信人寿等多家股份制人寿保险公司，在1900年开始也陆续推出互助产品，如今已超过2000家。根据ICMIF（国际相互与合作保险组织联盟）发布的统计数据，2016年全球相互保险保费收入为1.3万亿美元，占全球保险市场份额的26.8%，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甚至更高。

　　存在即合理，这类看似低门槛的大病救助源于一个社会需求——中低收入人群更容易有由患病引发的经济困难，他们往往缺乏保险意识，所在地区也缺乏保险资源，同时传统保险公司的保费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开支，而“相互保”这种互联网互助形式的出现，似乎正好解决了这部分人的需求。正因如此，水滴公司与拼多多、快手、趣头条一起，被称为“下沉市场四大天王”。

　　“先要握住高流量，再和保险公司谈判，能够取得更高的佣金，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在这个细分领域里站稳脚跟了。”沈鹏在今年三月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并透露他们与50多家保险公司合作，是国内众多保险公司健康险第一分销平台，平均每月的保费可以达到两亿多元，目前水滴已经实现盈亏平衡，这部分佣金收入占了大头。

　　至于水滴互助，其互助金委托给公募基金会管理的网络互助保障平台，与公司运营账户完全独立，会员身份由平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第三方公估机构调查核实。今年3月起，水滴互助取消向用户收取“核查费”，由平台代付，但会向每个用户收取每期分摊互助金总和的8%作为管理费。

　　一个小插曲是，2017年4月，水滴互助中的“中青年抗癌计划”被曝出现会员大量蒸发，在赔付期到来后的几天，该计划的会员数以一天一万名的速度在减少，最多一天消失了20万用户，许多用户质疑水滴互助曾在会员数中注水，以便让项目看起来更可靠。

　　问题三：大病互助众筹平台的增长路径是什么？

　　尽管互助类产品一再遭受监管质疑，仍有许多人对“社团式”保险抱有热情。打开“水滴互助”App，首先出现在画面中央的是平台实时会员人数，已超过7000万，以及已划拨互助款超过4亿元。这些付费用户的产生，大多来自于“水滴筹”。

　　根据沈鹏在今年3月的讲话，水滴筹中76%的筹款用户来自于三四五线城市，72%的捐款用户来自于三四五线城市，77%的互动用户也是来自于三四五线城市，自由职业、做小生意、务农、已婚有小孩是几个用户画像关键词，这些用户的忠诚度、转发意愿远比一二线城市的人高得多。

　　“我们每个捐款用户的平均获客成本只有3毛钱。”沈鹏说道。而人们在浏览一众大病筹款信息时，会看到“性价比高”的水滴互助（通常单笔支付在几元，年度支付一百多元，有抗癌、健康、意外等种类），以及水滴保，这样的场景会带来极高的转化率。

　　“下沉”是沈鹏不断提到的词。除了依托微信，水滴筹还有强大的地推团队，包括300多个片区经理，以及手下1.6万名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会到农村中刷墙面广告，在便利店门口贴传单、发免费太阳伞，以及深入医院病房推广水滴筹，平台会给予部分人100元每单的奖励。事实上，在筹款平台上初步填写筹款信息并验证手机号后，即使没有发布筹款信息和进一步添加资料，也会不断收到来自平台的客服电话和短信“催促”发布筹款信息。

　　据沈鹏表述，目前水滴公司共有超过2000名全职员工，并做好了未来5年不盈利的打算。确实，和能够带来订单的客服、地推相比，审核筹款信息既耗时又耗力，也不带来经济收益，这也是平台缺乏审查动力的原因。

　　问题四：审查不利会成为大病互助模式的死穴吗？

　　“创业的人想把事情做成，不会太在意后面的事情，在开头把大方向想清楚，基本评估一下胜算，能有百分之二三十，就值得去做。”这是2016年沈鹏第二次向王兴提出辞职创业时说的一番话，那时网络互助是一件从模式到监管都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事情。

　　不知道对于“已经站稳脚跟”的沈鹏来说，“后面”这个词意味着多久。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已经见过不少打着“人与人连接”旗号的生意，也包括那些因为审核不利而放缓脚步反思的互联网平台。

　　从愿景上看，滴滴顺风车和互联网筹款有一定的重合点——信任，社交，帮助。去年两起顺风车安全事故，导致顺风车无限期下架。一个月前，滴滴顺风车负责人张瑞称未来顺风车将恢复合乘出行本质，对车主的接单次数和常用接单区域作出限制，接入安全响应中心以组建7×24小时的应急指挥中心，加大客服资源投入，加大乘客司机双方信息筛选等等。

　　2017年李文星死亡事件之后，Boss直聘开始100%经过“机器+人工”审核认证，并成立求职者权益保障中心，当年便收到各类投诉5万余件，以及增加招聘者的实名认证和人脸动态识别环节，和上传企业邮箱、企业对公打款、上传在职证明、营业执照等环节。

　　上述几个案例，都伴随着互联网社交、共享之风兴起，因审查危机而遭受重创。平台类公司在行业初期都会面临入门门槛低、竞争激烈等问题，在KPI和流量的鼓动下，对危险信号报以侥幸的心理，渐渐地便形成行业之风。

　　至少从目前来看，水滴筹等平台审查不利导致的只是一部分人的财产损失，不像滴滴、BOSS直聘那样引发人身安全的隐患，声誉倍损。但作为流量之源的筹款平台如果持续审查不利，则是对品牌社会信用和爱心的透支，最终会让平台上真正有经济困难的患者筹不到钱而耽误医治，这也背离了沈鹏“保障亿万家庭”的初心。

　　沈鹏很喜欢以“既往不恋，纵情向前”这句话作为演讲的结尾，这句话也是美团王兴时常说起的。滴滴顺风车事件发生后，CEO程维则有另一段引人深思的话：好胜心盖过了初心，狂奔的发展模式早已种下隐患。内部体系提升跟不上规模扩张，就像灵魂跟不上脚步。

　　出了问题的公司，大多会先争辩他们没有查验用户身份信息的权限，再言法律没有要求他们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用户犯错，与平台无关。说到底，并不是完全束手无策，而是主观意愿上的不想作为。

　　从大病筹款的审核角度看，一个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增加审核人员和他们的工作内容，比如要求志愿者前往病患所在医院核实病情，相比发起人自己线上传图申请，实地查验的真实性要高得多。同时也不应继续滥用“千篇一律”的自动生成筹款文案，这些煽情多于事实的文案，会迷惑捐款人，多一些“实名志愿者”亲自核实后的信息披露，会让捐款人更放心。

　　从产品设计角度，筹款平台也可以在申请页面增加对发起人的“警示”，比如在弹出的窗口中提示一经查实是虚假信息，需要负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在一对一筹款辅导中，将“告知用户作假后果”作为客服的必要工作环节，就像每次乘坐滴滴时，司机手机会先口播一段“安全提示”那样。

　　大病筹款平台完全有能力实现这样的技术，只是现在他们将其用在“鼓动”人发起筹款上——客服不停地打电话催，发短信催，将“筹款”和“捐款”过分简单化。而这样的行为就像Boss直聘为提高活跃度，让使用者产生对方很主动的错觉那样，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至于为什么企业不愿意“严进严出”，除了人力成本的考量，更多就像程维说的那样，企业责任让位于增长野心——滴滴会担心，如果司机来我这里开车要层层验证，会觉得麻烦而跑到其他平台开车；水滴筹这类高速狂奔的创业公司则会担心，如果我这里审核缓慢而繁琐，筹款人就会去其他平台发起，就会造成流量流失。

　　随着互联网行业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那些用户过亿的平台来说，一定会和社会产生非常大的互动，这其中怎么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也将是大平台们在未来走得更远的基石。当用户从10万、100万到过亿的量级后，很多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也会成为阻碍企业前行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