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首届中国质量发展圆桌会议”专家观点综述
“实现总书记提出的‘三个转变’，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质量已成为核心与关键要素。”
“我们已进入质量竞争的时代，质量是竞争力，也是先进生产力。”
“质量是建设制造强国的生命线。”
“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1月15日，以“质量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的首届中国质量发展圆桌会议在京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等16位权威专家汇聚一堂，纵论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2016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突出地强调质量问题，强调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务是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要下最大气力抓全面提高质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质检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质检报刊社共同举办此次圆桌会议。与会专家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聚焦质量强国，着眼质量提升，提出了许多观点和见解。
“质量是中国经济未来5至10年最重要的关键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赵昌文发言的题目为“质量是中国经济未来5至10年最重要的关键词”，可谓观点鲜明。
他认为，2012年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许多重大结构性矛盾。在这个阶段，能否把质量这一关系我们前途命运的问题解决好，直接决定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景和未来。
他疾呼：“这个观点要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位决策者和企业家的脑子里，这有助于把质量观落实到当前经济发展战略中，否则大家还认为质量是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一个附属变量或外生变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隆国强长期从事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圆桌会议上，他围绕“以质量提升树立大国地位”进行主旨发言。他认为，30多年来，我国借助于低成本劳动力等巨大优势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近两年我国出口增速前所未有地连续负增长，外需不足是一个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竞争力在弱化，迫使我们必须把竞争力从传统的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转向依靠质量和品牌。
他指出：“质量提升决定全球分工地位。中国下一轮出口升级要以技术密集产品为主，对质量的要求比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更高。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质量是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张宇认为，质量是国民经济的核心，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谈及质量与效益的关系时，他分析了质量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双重属性。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定价是按标准商品来定价的，质量也是按标准质量来定价的。如果你的产品质量好，产品的价值是别人的数倍，你的产品就会多卖几倍的钱。他归纳说：“质量竞争就是利润率的竞争，质量好的产品，经济效益一定会高。”
清华大学质量与可靠性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郑力认为，质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世界许多国家都开展了一些质量运动，中国也需要这样一个运动，让质量观念深入人心。郑力所说的“质量运动”，应当是举国家之力扎实推动的涉及质量发展的大动作、大举措、大战略，真正让中国质量杀出重围、凤凰涅槃。
“现在这个时候怎么强调质量都不为过”
“十三五”时期是经济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的关键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我国进入全面提升质量的新阶段。
国务院研究室工交司司长张军立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怎么强调质量都不为过。”他指出，质量是竞争力，也是先进生产力。我们已经进入质量竞争的时代，处于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制造强国，都离不开质量。
中航工业综合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蒋家东认为，从国际竞争的现实格局看，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遇到的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前后夹击”态势，夹击的点有技术、质量与成本。他认为，质量问题从需求侧来看是争夺中高端消费者的竞争问题，从供给侧来看是争夺产业发展主导权的问题。
他说，从短期看，质量发展的成效，事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局，事关提高供给质量这一主攻方向是否能攻下；从中长期看，质量发展的成效，事关小康社会的建成与“中国梦”的实现。
近年来，国人“海淘”汹涌，境外购物持续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群慧解读这一现象后指出，工业化后期本身要求实体经济要转型、要升级，要求提升供给质量。如果供给质量不能提升，而城市化本身的消费结构已经转型升级，就会出现到国外购买马桶盖、电饭煲的现象。
国务院2015年5月发布《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 五大方针。黄群慧认为，“质量为先”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中国制造”仅高精尖十大领域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把中国质量提上去。要从产业层面提高实体经济体系供给质量，化解产能过剩，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必须由创新和质量双轮驱动”
当今世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风起云涌，颠覆性技术不断突破。“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成为时代的强音。
对此，郑力认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必须由创新和质量双轮驱动。创新能力更强调技术创新、突破、变化、破坏性、颠覆性，要承担风险；质量更强调稳定性、一致性，强调市场的拉动，这对企业来讲非常重要。
郑力认为，创新是从一个想法到一个实验堆的过程，是验证概念和技术可行的过程，新的技术不见得能带来质量的提升。质量能将创新成果商业化，当创新成果要变成真实的产品大规模生产时，质量变得非常重要。国家需要质量战略，但不能将创新战略来替代质量战略，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上海交通大学质量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奚立峰提出，企业是国家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践行者。对于如何助推中小企业实现质量与创新双轮驱动，奚立峰提出，要聚焦重点产品提质增效，实施质量和创新服务，设立面向中小企业的制造业质量与创新服务工程，以提升中小制造企业的价值为战略目标，通过构建统一、科学、多元的公共服务平台，整合多方资源，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成熟的质量方法和创新技术。
“新形势下要树立‘大质量观’”
质量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质量提升是一项综合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用力。对此，专家们也深有感触。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胡滨说，新形势下要树立“大质量观”，要以“大质量观”为统领，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为质量工作的核心目标。
隆国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推动质量提升方面更应积极作为，发挥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质量强国是国家战略，质检总局作为中央政府质量工作的主管部门，负有艰巨使命。
赵昌文说，质量管理涉及众多部门，单靠部际联席会议或协同机制是很难管好质量的。从长远讲必须要有一个顶层设计，而且这个顶层设计一定要层级清晰、权责分明，有权必有责，形成一个以质检部门为核心的大质量监管体系。他认为，这个事情应该到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还是部门间相互分割，各扫门前雪，各管各的，不可能实现质量强国战略与目标。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深有同感。他说，质量问题涉及多个部门，如果各部门主体责任不清，出了质量问题，消费者不知谁该负责。他建议，大质检方向的机构重组，要注重机构设置的合理性和质量监管职责的重新定位。在新经济形态下，大质检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加强机构设置。比如，可以由质检、工信、农业等相关部门组成，运用技术、计量、认证认可、征信中心、诚信中心等手段，组建统一管理全国质量工作的质量监督委员会。
蒋家东建议，要构建质量发展的“统一战线”，重点是推进质量共治。他说，欧盟报告《新视野下的竞争力》认为，质量竞争力涉及创新、教育、社会体系、生态环境、公共机构等多种因素。我们讲的共治，更多是从监管执法的角度出发，但在设计共治的时候，更多应从推动质量形成的教育、科技因素考量，这才是质量提升的原动力。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余潇枫认为，质检工作还应进一步加强，甚至可以研究成立质检委、质检部。
“提升质量的重点在中小企业，难点也在中小企业”
张军立认为，大多数质量问题，出在中小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提升服务质量，重点在中小企业，难点也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实力弱，要自己搞一套检验检测机构是很困难的，所以需要政府提供好的服务。政府可以搭建更多的公共服务平台，以直接提供的方式，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企业尤其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他建议，质检系统有5400多家技术机构，有顶级的设备、实验仪器、实验人员，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标准化服务、计量测试服务、检验检测服务、认证认可服务，包括品牌服务等等。
奚立峰认为，以质量激活效益，实现中小企业的大发展，有助于构建完善我国工业供应链体系，为制造强国奠定重要基础。他指出，新常态下，中小企业发展面临新困难，急需精准实施中小企业质量扶持计划。建议借鉴美国中小企业质量发展管理的轨迹，即中小企业质量管理会员制开展质量扶持，设立面向中小企业的制造业质量与创新服务工程，助推中小企业实现质量与创新双轮驱动。
中小企业如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如何培植中小企业的发展潜力？奚立峰提出，要大力推进中小企业“隐形冠军”培育工程，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追求精益求精，聚焦特色发展，对准市场需求持续创新，增强快速响应、快速更新能力，“精品制造”能力，将专业化产品和技术与全球化销售和营销相结合，占据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第一的位置。争取到2020年，建立以省/直辖市为单位的“隐形冠军”培育中心；到2025年，建立覆盖全国的中小型企业“隐形冠军”数据库，每年公开发布“中国隐形冠军榜”。
如何更有效发挥激励机制对质量提升的作用？如何激发中小企业提升质量的动力？西安交通大学西部质量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高建民认为，质量奖要重在把穷人变成“万元户”的过程进行总结，而不是简单地告诉别人谁是“万元户”。企业关心的是如何从一个穷人变成“万元户”，而往往不关心谁是“万元户”。通过评奖，总结出不同行业的质量范式和经验，实现先进质量模式的推广，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
高建民还建议，培育一批质量技术服务机构到企业特别是到中小企业去，帮助企业导入卓越绩效，实施先进的质量管理，如统计过程控制SPC、六西格玛、质量功能展开法QFD等，形成方法和模式后，在全国同行业进行推广。
“对质量违法保持高压态势，罚就要罚得他倾家荡产”
在我国质量发展进程中，制假售假等质量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屡打不绝，污染质量生态环境，损害政府形象，影响了消费者信心。在本次圆桌会议上，许多专家共同发出打假治劣的呼声。
张军立认为，质量发展需要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绝不允许劣币驱逐良币。中国的质量监管必须加强，要完善质量追究体系，把链条责任分清楚，建立起质量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
他强调说：“对质量违法保持高压态势，罚就要罚得他倾家荡产，让企业不敢造假，不敢有质量违法的行为。”他提出，要建立质量诚信体系，完善黑名单制度。对于严重失信的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要严格市场进入。只有这样，才能让良币留下来，把劣币驱逐出去。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法学博士石军，刚刚带队完成全国政协组织的电子商务专题调研，对电子商务领域假冒伪劣问题忧心忡忡。带着对“着力营造质量发展良好环境”的深度思考，他认为，加强电子商务监管与提升供给质量有着密切关系，电子商务中制售成本较低的假冒伪劣商品问题不解决，制售成本较高、货真价实产品的企业就很难生存，供给质量也就难以提升。
石军在发言中屡屡使用“山寨”一词。他归纳了当前电商伪劣商品占比高的原因，一是在伪劣商品制售系统，山寨企业和山寨产品多；二是监管系统监管不力，政府有关部门对电商平台监管不严，电商平台选择进货店铺把关不严，店铺选择生产企业把关不严，政府部门对电商平台、店铺生产制售伪劣产品的企业惩处不严；三是有些老百姓图便宜、图方便；四是缺少对电商监管的法律法规，也缺少实施统一有效监管的体制机制。
石军认为，电商系统存在的制售伪劣商品问题，不是市场自身能够解决的，而是政府应管之事，政府主导整治伪劣商品责无旁贷。对于政府如何主导伪劣商品整治，他提出要做到“抓两头、带中间”。“两头”是指生产伪劣产品的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对前者采取经常性监管、严厉打击，而后者采取统一和整治并重的措施，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电子商务诚信体系、法律监管体系、统计指标和电子发票体系、监管组织体系。“中间”是指店铺和电商平台。对店铺的监管要靠两手，一手是电商平台提高准入门槛、实行动态监管和严格奖惩制度，对其中销售伪劣商品的山寨系列，视情况给予经济惩罚直至淘汰出局；另一手是政府部门对店铺依法依规监管，对违法违规店铺予以严厉惩处。
针对企业违反产品质量法的违法活动，北京市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法学博士许传玺从法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目前我国产品质量监管中，统一监督检查、定期监督检查、日常监督检查等监督措施的主体、程序、权限等问题，有时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同时还存在一些冲突，需要着力解决。他特别强调，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过轻，处罚力度和威慑力都有限。
“安全为发展托底，质量使发展提升”
安全问题向来是底线、红线，也是质量工作的重点、难点。在推动质量发展的同时，必须守住质量安全底线，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余潇枫多年从事和平发展与非传统安全研究。在他看来，未来的30年应该是“发展与质量”的时代、“发展与安全”的时代。以“发展与质量”时代观为指导，需要拓展“国门安全”视野至“场域安全”的视野，重新认识质检职能的价值内涵。他直言，在追求“速度规模型”经济增长过程中，我国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是质量安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与质量相关的法律法规滞后于现实。他建议，要让安全为发展托底，质量使发展提升，建立“安全-质量-GDP”体系，全面改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考核方式。
面对质量安全问题，余潇枫甚至大胆提议，增加一个新的警种——“蓝色警察”，加大质量和安全领域违规违法的惩罚力度。他认为只有使用这样的国家强力，加上正面导向，才能有效解决质量安全问题。
为了加重质量安全的“砝码”，胡滨从金融学的角度，提出引入经济手段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策略。在他看来，保险是未来发展中具有巨大潜力的行业，应积极设计和推广各类责任保险产品，比如产品质量保险、服务质量保险、特种设备安全保险、工程质量保险、环境质量保险等，通过金融服务推动我国质量安全水平提升。
胡滨还对设立国家质量发展专项引导基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国家为引导产业发展，专项设立了很多产业基金，比如国家新兴创业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中国航空产业基金等，对于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鉴于此，可以考虑向中央申请成立国家质量发展专项引导基金，通过该基金吸引民间资本投资，推动质量水平的提高。
“中国从不缺工匠精神，为什么又重新呼唤工匠精神？”
质量提升离不开工匠精神。近年来，工匠精神更加引人注目。
赵昌文感慨地说：“中国从不缺工匠精神，为什么这些年又重新呼唤工匠精神？是质量的生态环境出了问题，而不仅是微观产品本身的问题。”他历数急功近利、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不良现象，认为其实质都源于被污染的质量生态环境。他说，质量生态污染如同自然界的河流、空气、土壤被污染一样，要治理好不是一两天的事情，需要花很长时间。
郑力认为，质量提升既需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也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在谈到二者关系时，他指出，“工匠精神”是很认真地完成一件事，能带来质量的提高，但它并非是一种技术。技术强调的是突破性、创新性，“工匠精神”强调的是经验的积累、传承，而质量和传承是密切相关的，一定的坚持才是质量。
黄群慧认为，“工匠精神”对质量有着重大意义，因为要想把一件产品做好，一定要有精益求精、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工匠精神”同样适合于创新，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就特别需要，他指出：“在保障产品质量上，我们从根源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社会相对比较浮躁，对工匠精神强调得不够。无论是从社会环境还是从企业管理上都应该强调工匠精神。”
“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促进质量工作”
在大数据如浪潮般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大数据的威力，从战略层面认识大数据、思考大数据、运用大数据。
阿里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博士杨健认为，平台化经济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平台背后隐含的是生态，生态变化了，整个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对经济的管理都要发生相应变化。在平台化、数据化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活动的主体——公司、企业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工业时代创造出工厂、公司、跨国公司，但随着互联网的应用，特别是平台化的推进，产业组织、企业组织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他提出，数据贯穿于整个质量管理过程，包括从产品的设计、生产、消费等，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质量工作，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促进质量工作。
他认为，质量问题必须依靠法律、道德、社会规范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但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技术治理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径。他建议采用市场化、社会化的方式推进有关质量工作，特别是涉及对质量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利用，可以更多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包括人才储备、技术储备等。
对于如何用大数据加强质量工作，高建民建议，申请专项要像国家搞CAD、ERP技术推广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质量信息化工程，推广集成质量管理技术，推动集成质量系统的应用。开展以提高检测数据质量、提高检测效率、降低检测成本为目标的精益检验工程，建立数字化的检验检测系统、检验检测过程控制管理系统、检验机构的数字化检测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全国质量检测数据云平台，为实现对整个社会质量的宏观把控、动态跟踪与风险预防分析奠定数据基础。利用互联、物联、移动互联技术建立覆盖整个监管对象的特种设备服役质量管理系统，构成国家、省、市、县四级递阶的云服务平台，实现对特种设备状态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防范。
举办中国质量发展圆桌会议的初衷，就是会诊质量问题、研究质量战略、建设质量智库、促进质量发展。汇总本次圆桌会议各位专家的观点和建议，深感提升质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培育增长潜力的迫切需要，是经济转型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是建设制造强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能不能抓好质量、提升质量，关系民生福祉、关系国家形象、关系能不能突破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如专家所言“走质量发展之路已成为共识”“这个时候怎么强调质量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