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立彪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在“部长通道”回应：“市场监管部门将抓住重点领域，针对一些重点产品从严监管。将采取最严厉的惩戒制度，创新巨额惩罚制度、内部举报人制度，没收和全部销毁假冒伪劣产品。”

到底怎样体现一个“严”字？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特级优秀警察郝世玲提出，最大程度地提高违法成本，可以考虑让制假售假行为直接入刑。在有着多年打假办案经验的郝世玲看来，市场上假货不绝，制假售假行为猖獗，很多从事这种违法行为者都是惯犯、累犯。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就是违法获利高而成本太低。

违法成本太低的最直接表现，是量刑偏轻。中国社科院大学对2013-2018年内公布的与假货犯罪相关的16个罪名的裁判文书进行了统计，发现判处有期徒刑占到80%左右，而其中90%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仅量刑低，而且适用缓刑太多。从数据看，被告人被判处拘役而适用缓刑比例达到48.5%，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适用缓刑比例更是高达60.19%。

这种处罚显然缺乏威慑力，导致一些违法者不惧法律红线，一越再越，成为惯犯、累犯。有一个制售假冒国内知名运动品牌鞋的案例很典型：造假者刘某某第一次被抓，只是被没收了假货和制假设备；第二年刘某某另起炉灶制假又被抓，结果仍只是没收假货和制假设备，另受到数额不大的行政罚款；第三年刘某某的造假规模更大了，案值达到数百万元，被抓后司法机关对其提起诉讼，最终被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25万元。刘某某3年赚够了钱，虽有罚金也只是皮毛，而缓刑5年相当于一天牢都没坐。

打假的板子高举轻落，成效可想而知。“造假者笑死、被侵权者急死、执法者累死、消费者哭死”，这种局面令人痛心，亦置法律于尴尬境地。鉴于此，两年前有人提出“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的观点，很快得到社会民众的广泛赞同和法律界人士的支持。其出发点就是提高制假售假违法成本，降低入刑门槛。郝世玲代表此次提出让制假售假行为直接入刑，就是对从严打假理念的呼应。

古人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同样，重罚之下料无莽夫。道理很简单，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也是其所有社会行为的依据。从趋利角度说，“勇”出于“赏”之利，更出于利之“重”；从避害角度说，不敢“莽”出于“罚”之害，更出于害之“重”。法律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美国假货较少，原因即在于其罚重。制假售假初犯者即或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若再犯（惯犯或累犯），则会被判处20年以上的监禁，并处500万美元罚金。若假货导致人员死亡的严重后果，造假者会被判终身监禁。

看来，是时候对我国一些较弱的法律法规进行一次“从严”升级了。要确立严刑峻法的理念，梳理有关假货治理的现行法律条款，尤其要对那些多少年“未动”的法规进行修订，对其中的罚责重新厘定。既要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又要加大对该类犯罪的经济惩罚，设立更高的惩罚性赔偿措施，追求“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的处罚结果，实现“一次造假、终身负债”的经济制裁，真正体现出立法对犯罪的威慑和预防作用。

《中国质量报》